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我也七十岁了。我是1941年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那个叫做中央医院的窑洞里出生的，那时候年幼，完全不记得当时的情景，但是，我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养育的一代延安娃，是一名共产党员。退休后有了闲暇，但我心中总有一个抹不去的情节，就是特别想了解当年在这个著名的窑洞医院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于是，我开始一一寻找那些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凡是能找到的，我都去拜见，先后走访了60多人，我几乎找到了所有健在的人，有当年的年轻医生、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总务科的管理干部、炊事班长和工人，我们医院的刘正绘同志也是当年中央医院的护士长。他们年长的已经九十六、七岁，年轻的也是八十五、六岁的老人啦，我去聆听他们讲述当年在中央医院的生活、工作、学习，感慨万千，受益匪浅。
一九三九年三、四月份，党中央和中央卫生处决定在延安修建一所医院，为延安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解决生老病死的大问题，毛主席为这所医院定名为“中央医院”，并为它题写了院名。延安中央医院就坐落在延安城北李家坬村的山坡上，陕北老乡是打窑洞的行家，当时，5块钱打一口窑洞，5、6天就能完成，还在窑洞前修上一处可以活动的小院。到9月份，已经挖好两排，有三、四十口窑洞。为了防空、遮风避雨和医疗工作的方便，又在一些窑洞之间挖了通道，不出窑洞就可以转送病人、抱婴儿喂奶。手术室、婴儿室的窑洞修了地炕，利用地热取暖，清洁又卫生。还在山下的平地上盖了一些平房。山上山下分别用做病房、办公室和医务人员的宿舍。当时延安树木多，就地取材自制病床。有的做成床板支在床架上，铺上草垫就成了病床。还有的做成木框，穿上麻绳，垫上被褥就可以当病床，抬起来就是担架。再用木板钉成一个两层的板床头柜，给病人存放简单的生活用品，初期的医院就这样建成并开始收治病人了。
由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医院的医疗设备极其短缺。工作人员就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利用美孚汽油桶制做病人卧床使用的便盆，到延安城里的新市场街找铁匠打制护理用的镊子、盘子，甚至做扁桃腺手术用的小勺等设备。利用虹吸原理用木桶解决自来水洗手问题。当时除了个别的主任有手表，医院只有一个从新市场买来的旧马蹄表，每过1小时敲钟向大家报时间。护士工作需要有表计时间来数脉搏、呼吸，聪明的刘允中大夫用试管、安瓿制作沙漏替代钟表。注射器清洗后煮沸消毒，反复用过无数次的针头，要在磨石上磨尖后再用，直到把针头磨短一节，手术缝合针、手术刀也需要磨快后再用。手术剪、止血钳坏了，都要自己修。最困难的时期，延安没有卫生纸，产科病人使用旧布做成的垫子代替卫生纸，用过后不能丢掉，要洗干净，消毒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外科的绷带、纱布，婴儿换下来的脐带布、尿布都要清洗、消毒后再用。但是，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感染。
当年中央医院医疗物资十分匮乏，药品大部分来自八路军制药厂，抗菌素极其短缺。口服的磺胺药需要特批，还只是一种叫“撒尔非丁”的磺胺，服用后病人经常出现血尿。盘尼西林更是奇缺，就是特批的一支、两支救命的盘尼西林也只有3万、5万单位。没有输液的设备，所谓“输血”，是用大注射器从献血人胳膊上抽了鲜血直接推注到病人的静脉里。“输液”是用大注射器把生理盐水注射到皮下或腹腔内慢慢吸收。经常抽少量鲜血作皮下注射的方法来增加身体免疫力，战胜疾病。
因为当时缺医少药，也没有多少检查设备，医生看病就是望、触、扣、听。但是，医院建立了严格的管理、纪律和检查制度，还有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很少发生医疗事故。而护理工作就成为医疗工作的重点，当时提出的要求就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例如传染科的消毒、隔离制度特别严格，在传染科病房门口都放一盆洗手水，挂一件隔离衣，出入病房必须洗手、穿隔离衣。发烧病人每4小时测一次体温，其他病人每天测两次体温，虽然最困难时只有一只体温表，每个病人用过的体温表也必须用酒精消毒后再给第二个病人用，护士长认真检查体温记录单。再如妇产科，不但每天要端大便盆，产妇产后每次小便，要求护士为她们冲洗会阴，防止感染，执行医嘱后必须登记在病案上。产妇从家里带来的营养品，有挂面、鸡蛋、肉汤，都由护士做好端给病人。婴儿室的护士工作更是繁忙，每天要给婴儿洗澡、换脐带布、秤体重、换尿布、抱婴儿去喂奶，没奶的孩子找有奶的产妇喂或挤出奶来喂。护理早产儿最要细致、认真，当时没有保温箱，温水袋也只有一个，就用炒热的沙子装在沙袋里，或者把热水装在罐头盒里放在婴儿床的周围给婴儿保温。用小滴管一滴一滴的给婴儿喂葡萄糖水、一滴一滴的喂奶水，1~2小时喂一次，每次只有几个CC或十几个CC（毫升），就这样救活了好几个七个月大小的早产儿。小儿科孩子住院都不用家长陪，护士不但负责治疗，一切生活护理完全由护士来做，既是护士，又是妈妈和老师。还要记得有一位半身不遂的何妈妈住院数年，每天为她按摩臀部、髋关节，从来没有生过褥疮。1941年7月，边区流行伤寒病，刚刚成立的中央医院严格划出隔离区，全体医护人员日日夜夜不停地给病人喂水、喂米汤。已是高龄的严达仁得伤寒病，高烧40度，由于日夜精心护理，没有发生并发症，痊愈出院。传染科只有16岁的护士塞坚，自己得了伤寒，头发都快脱光了，知道自己血中有抗体，就用自己的血救治了好几个垂危病人。
冬天还要给病房窑洞里的火盆生火，把婴儿室、产房的地炕烧好。
农村来的产妇卫生很差，还要给她们擦澡、灭虱子、换衣服、剪指甲。
1940年，毛主席为我的父亲金茂岳主任题写了“努力救人事业”的名言，当时的医护人员就是把临床工作当成革命事业来完成，其宗旨是一切为了病人。在延安还成立了护理学会，护理部主任沈元晖结合形势请毛主席题写“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尊重护士，爱护护士”，使广大护士深受感动，护理工作受到大家的尊敬。
西北地区老乡土法接生，所谓“土包子”，就是产妇用沙土垫在身下生孩子，婴儿生的多，但因“脐带疯”，成活的很少，产妇死亡率也很高。中央医院的妇产科分别设有妇科、产科、产房和婴儿室，据记载，在延安中央医院平安出生了3841个革命后代。当时妇产科难产占到十分之一，有四百多例，胎位不正、骨盆狭窄等难产病例，需要用产钳或剖腹产手术，也有宫外孕、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妇科手术，还有葡萄胎、畸胎瘤、两性畸形等少见病历。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差，妈妈产后没有奶，牛奶也很少，只有羊奶。很多婴幼儿患有营养不良，中央医院改建了单独的儿科病房，创建营养厨房，针对儿童腹泻、贫血、缺钙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设计了10余种营养处方，从婴幼儿的混合奶到菜汁、菜泥、枣泥、肝泥、肉汤、骨头汤等，用营养膳食配合药物，挽救了不少重症患儿的生命。被中外专家誉为“全延安第一”。
当年在延安，中央工委副书记张浩、120师关向应政委以及徐老、林老、邓发、习仲勋、李维汉、张闻天、陆定一、杨松、黄敬、王明等人都在中央医院住过院。毛主席经常到医院探视病人，给王观澜同志题写的“既来之则安之……”的名言就是在王老住院期间，毛主席探视后回去写的，送到病房，由特护郭素琴把它挂在王老病床对面的墙上，天天看，日日诵，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慢慢康复起来的。
中央医院不断扩建，两年多的时间建起102口窑洞，90间平房，一排一排，一层一层，一共8层高大的山楼巍巍壮观，到了晚上，窑洞里闪烁的灯光使这座西北的土山坡犹如一座楼房。傅连暲同志在中央医院四周年的报告中说，小儿腹泻肠炎的病死率8%，小儿支气管肺炎是5%，明显低于当时一般所见的20%的病死率。而妇产科在1940—1941年间收治565个产妇中仅死亡2人（死亡率0.36%），1942—1943两年中出院893个产妇无一例死亡。在当时中国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协和医院1937年统计为3%以上，在经济及技术比较落后的边区，虽经种种封锁，两年来，近一千个产妇中却没有一个死亡。医疗水平在当时国内也是比较先进的，真正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医院的模范，他们靠的就是延安精神。
中央医院是我党我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解放区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短短数年便把中央医院建成一座制度严密、技术优良、操作正规、作风严谨的革命化、正规化、科学化的医院，虽然条件极度困难，而治疗效果达到当时国内外的先进水平而被誉为“延安人才最多的最高的医疗机关”（1942.5.11解放日报）。延安中央医院在我党、我军卫生史上是曾做过重大贡献的。它的创立标志着我党我军卫生事业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1950.8.19人民日报）。
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医院条件、医疗设备、技术水平已经与当年不可比拟，可是，新时期又出现了新问题。我总想，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都要有一种精神，我认为，我党在延安时期创建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革命精神。延安中央医院的先辈们全心全意为病人的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的态度、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他们创建的丰功伟绩应该世世代代永远传承下去。
（荐稿：曾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