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染科的日子

2020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扰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至今还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一时间2003年回到了人们的记忆，被恐怖笼罩的北京城。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不懂得什么叫做SARS什么叫做生死，如今我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站在了直面危险的第一道防线上，我为此感到荣幸。

刚到感染科，已经培训了无数遍的我，第一次穿隔离服显得轻车熟路，只是戴上只有一刻钟的防护镜不知道因为我的汗还是空气中的水，被一层细细的水雾铺满了镜面，我慌了神，什么也看不清，只感觉处在一个密闭狭小的空间，呼吸都有些受了影响。后来求助于老师，换了个防护镜，那镜片里面被细心的涂上了碘伏，不多也不少，用做防雾。

换好眼镜憋气感消失，顿时清爽不少，我也迎来了我的第一个病人，需要抽血查抗体和血常规。戴着防护镜和护目屏，还有双层的橡胶手套为发热病人抽血，我的眼睛都想贴在病人的肘正中上，我把腰弯的低低的，只是看也看不真切。笨拙的摸着血管，那是摸也摸不真切。迟钝的感官勉强确定了血管位置算可以扎了。好在我的抽血能力在病房就已经受到过磨练，熟练的采血后让病人三指按压好，进行一系列的标本送检和安排拍肺CT，这算完成了一大半。就等病人的检查结果回来了。

接待过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只有六个月，是个小女孩，很可爱。可是当勒上了止血带，那水灵灵的大眼睛立马红了一圈，闭成了一条缝，哭声一下充满了本来就拥挤的走廊，抱着孩子的母亲也抑制不住红了眼，孩子的父亲也开始焦急起来。还有孩子的姥姥，站在不远处，时间过得很慢，一秒钟都很长的样子。孩子的哭声一直没有断，孩子的姥姥和父亲坐不住了来找我们理论。孩子的父母家人都做过核酸检查结果阴性，只是想来开一些孩子退烧的药，现在却受这么大的罪，又因为一家人来自大兴黄村，是疫情高风险地区还需要就地隔离观查，孩子家人吵闹着说不看病了要回家。一时气氛紧张起来。诊疗室里的护士、大夫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闻讯赶来，劝慰孩子的家人，疫情当前，我们很理解孩子家长的心理，这么小的孩子一哭我们的心也跟着揪起来，只是在这特殊时期，谁也不能轻易放走一个发烧的病人。

劝慰工作很成功，孩子父亲也只是一时着了急，随着采血成功，孩子眨巴着哭红的大眼睛哭声渐渐小了，家长的情绪也都缓和了一些。我们立刻联系申请标本急查，由护士亲自送到方舱试验室。接下来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孩子都要在留观室进行隔离观察，在我们一系列的留观宣教下，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进了留观室，我们打好了热水，讲解了留观室基本用品和呼叫器的使用，确保孩子母亲情绪稳定下来，关上了门。孩子的父亲不时问我们结果出来没，我们耐心的回答并安抚着他的情绪，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希望的那样，孩子没事，进行下一步就诊治疗。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

病人回家了，善后工作由另一位老师有条不紊的进行，一步也不敢松懈，几个留观室里只有一个气溶胶喷枪和一个紫外线车，一个屋子一般要进行四五个小时的消杀，为了多省一套物资，通常几个屋子的消杀都由同一位老师完成。消杀完又麻利的把床单被罩铺好，热气随着每一次的抬手又放下从衣服的领口里跑出来吹向脸庞。几个小时下来，汗早已经湿透了全身。

现在的感染科是由许多为抗疫而走到一起的我们组成的，我们团结在一起，互相鼓励着搀扶着前进，我们迎难而上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在挑战中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若干年后，回忆起来，这也是我们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