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18日，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国内建设如火如荼时，援非医疗工作也开始启动，1968年4月底，我与同事刘耀农从北京出发到广州，辗转历经13天到达坦桑尼亚。我们俩一个是神经内科大夫，一个是心血管科大夫，就组成了医院第一批支援坦赞铁路的医疗队。

到坦桑尼亚后，因在坦桑尼亚的水利专家组张敏才被蜂蛰伤死亡。为加强医疗，刘耀农大夫跟水利专家组随钻探车医疗保障，我与铁道部勘测三院张清河大夫在伊法卡拉第一队负责医疗保障。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帐篷是单层的，支两张行军床，既是宿舍又是诊疗室。医疗设备简陋，没有消毒设施，消毒就用饭盒在锅里蒸。室内温度在40℃左右，太阳下温度达60℃左右。蚊虫很多，有时早晨起来发现蛇爬到鞋口里，白天为防蚊子，都要穿长袖衣服和大头鞋。大部分时间吃的是罐头，没有新鲜蔬菜。大象、犀牛、狮子等随处可见，为防止伤人，每个队都配有8—10支枪。队与队之间比较远，开一天车才能到，野外工作住不上帐篷，枕着原木盖个毛毯睡觉是经常的事。

刚到非洲，由于当地人不了解我们，传了很多谣言，说中国汽车是绿色的，他们抽了我们的血就走了，等等。当地缺医少药相当严重，每天早晨起来，帐篷外跪了一地前来看病的人，黑压压一大片。有内科病，也有外伤，常见的有便秘、疟疾、感染、咳嗽等老年病。由于缺药，我们对烂疮用新洁尔灭加水浸泡纱布覆盖给消炎治疗，三四天换一次纱布，不到一个月就好了，这在当地影响很大，他们说中国大夫有神药。当地人便秘的多，这与他们不吃蔬菜有关，患腋臭的很多，若腋臭喷上香水非常难闻，看一上午病，被熏得中午都吃不下饭。我当时感染了疟疾，因为人手紧张，发高烧时还要给患者打点滴。

在非洲的医疗过程，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发生。当地有一个聋哑病人，经针灸几次后能说话了，病人给我们送来公鸡致谢，这在当地是最高礼遇。

当地野牛多，在一次勘测中，一名叫李锦文的勘测工人被野牛顶断大隐静脉，由于是山地，队长背着他走了五六里地到我们帐篷。由于出血太多，两人成了血人，经检查脉搏摸不着、精神淡漠、测不到血压。血管都瘪了，点滴扎不进去。静脉切开打了5000毫升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才测到血压。清理伤口中血块、草叶等杂物一大碗。我虽是神经内科大夫，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必须做手术。我和张大夫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多才完成手术，结扎了静脉。病人血压上来了，后经治疗，40天后痊愈。以上两件事在当地造成了轰动性影响，都赞扬中国大夫是神医。自此以后，病人就越来越多。

除正常医疗外，我们还要随访调查，到麻风病村与麻风病人交流。当地性病、黄疸病也不少，还有埃及吸血虫病。为了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形形色色的当地病人。

作为共产党人，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一共去坦赞铁路行医4次，前三次是在坦桑尼亚。第四次在赞比亚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就比前几次好多了。每次出国都是两年，前前后后共10年的时间，我把青春挥洒在共和国的友谊路上，这段时间成为我人生最难忘的经历。作为一名大夫，必须博才多学，更要深入实践，将自己的价值用在祖国和党最需要的地方，援非虽然艰苦却让我的人生充实。这就是四次援非医疗经历给我最大的启示。

如今，81岁的我每每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庆幸自己迎来了建党100周年，欣喜地看到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繁荣昌盛，我的眼里总是被抑制不住的泪水充盈，在心里默默祝福：中国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