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战末参加革命，在1948年入党。解放前，我一直在北平(现“北京”)和天津从事地下工作，还曾使用过“左玲”的化名。在我看来，共产党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心里有信仰了，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是河北省定县人，1928年出生。抗战期间，我还在上学。那时候，大家都痛恨日本人，在街上看到日本兵都要躲着走。我决心要加入抗日的队伍中，当时有两条路可选：回老家，去党的根据地，参加革命;去重庆大后方，参加国民党的军队。1945年7月，受到身边同学影响，我接触到了进步书籍，了解到了共产主义，我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一路从北京坐火车到保定，又从保定走到阜平，去往解放区。从保定到阜平的路上，我们走的是地下交通线，借宿在堡垒户，接头时说暗语。在解放区，我参加了一个十几人范围的培训，讲了党的基本知识，当时的形势，党和军队的纪律，参观了报社和解放区的生活。让我对党、军队、革命都有了崭新的认识。

为了确保秘密工作的安全，防止以后万一有人叛变，牵连其他同志，每名学员都要用化名，并且用白布遮脸、戴着草帽，免得互相认出。

培训期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我在河滩上第一次听到大家兴奋地喊着“乌拉……乌拉……(俄语‘庆祝’)”

培训之后，我们分批回到了北平。我接受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的单线指挥。我的领导向我传达党的精神，并布置安排工作。当时，我还在北大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我的同学中秘密传播进步思想。我的工作还是有效果的，我当时发展了好几位身边的同学，我们举行活动，学习进步思想。毕业后，在党组织的秘密协调下，我被分配到了位于天津的中央医院工作，在那里我们一共有7名地下党员。

在地下工作中，我曾经负责过秘密传递信息，掩护革命同志前往解放区。有一次，为了秘密运送一件物品，我把肥皂挖空，在肥皂中间放入需要转移的物品。那一段地下工作的岁月，让我终身难忘。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当时的革命同志之间不分你我，亲如一家。

不久之后，我们的部队将要解放天津。作为在医院工作的地下党员，我们的新任务就是保护医院的安全，确保在解放后医院依然能正常运转，医生和护士能够照常工作。战斗开始的那天晚上，我们听着外面轰隆的枪炮声，看着夜空中闪耀着我们部队发射的照明弹，心情十分激动，彻夜未眠。解放军进城以后，医院变成了咱们部队的伤兵医院，我们通宵达旦救治伤员，没有时间睡觉，但是心里面却是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

革命年代，我曾经化名“左玲”。这个名字虽然我只用了一个月，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的印记。我现在微信的名字就叫“左玲”，希望自己永远铭记那段峥嵘的岁月，因为党就是我坚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