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共成长】 坦赞铁路修建时期的医疗经历

盛世年华，喜浪千叠。回首七十年，伟大的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还记得1968年4月底，我与北京铁路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大夫刘耀农从北京出发到广州，约5月5日从广州乘耀华轮历经13天到坦桑尼亚。我是神经内科大夫，我们俩就是医院第一批支援坦赞铁路的医疗队。

到坦桑尼亚后，因在坦桑尼亚的水利专家组张敏才被蜂蛰伤死亡。为加强医疗，刘耀农大夫跟水利专家组随钻探车医疗，我与铁道部勘测三院张清河大夫在伊法卡拉第一队负责医疗。张大夫是针灸大夫，曾在我院针灸科进修过。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帐篷是单层的，支两张行军床，既是宿舍又是诊疗室。医疗设备简陋，没有消毒设施，消毒就用饭盒在锅里蒸。室内温度在40℃左右，太阳下温度达60℃左右。蚊虫很多，有时早晨起来蛇爬到鞋口里，白天为防蚊子，都要穿长袖衣服和大头鞋。吃的是罐头，吃不上蔬菜。大象、犀牛、狮子等大动物很多，为防止伤人，每个队都配8—10支枪。队与队之间比较远，开一天车才能到，野外工作住不上帐篷，枕着原木盖个毛毯睡觉是经常的事。

刚到非洲，由于当地人不了解我们，传了很多谣言，说中国汽车是绿色的，他们抽了我们的血就走了，等等。当地缺医少药相当严重，他们对大夫、教师、会计职业很尊敬。当地人大都不会算账，比如1先令买一个桔子，你要买10个他就不会了。每天早晨起来，帐篷外跪了一地前来看病的人，黑压压一大片。有100多人，有内科病，也有外伤、便秘、疟疾、感染、咳嗽等老年病。由于缺药，我们对烂疮用新洁尔灭加水浸泡纱布覆盖给消炎治疗，三四天换一次纱布，不到一个月就好了。这在当地影响很大，他们说中国大夫有神药。当地人便秘的多，这与他们不吃蔬菜有关，患腋臭的很多，若腋臭喷上香水非常难闻，看一上午病，被熏得中午吃不下饭。我感染了疟疾，发高烧时还要给患者打点滴。

我们是跟勘测三院的一块儿去的，国内派去的分为两派，他们中既有造反派，又有保守派。造反派让我们去参加劳动——砍草，接受改造。当地的草高几米，草上有刺，要求砍完草回来后再看病。面对那么多的病人，我们不愿意，早晨起来还要拿着毛主席语录早请示、跳忠字舞，晚上拿着毛主席语录汇报，当地人认为我们为上帝念经。后经请示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周伯平代办，周代办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国外不搞这些。周代办明确大夫的职责第一是看好病，第二是做好宣传，以后也不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了。

在非洲的医疗过程，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发生。当地有一个聋哑病人，经针灸几次后能说话了，影响很大，病人给我们送来公鸡致谢，这在当地是最高礼遇。

当地野牛多，在一次勘测中，一名叫李锦文的勘测工人被野牛顶断大隐静脉，由于是山地，队长背着他走了五六里地到我们帐篷。由于出血太多，两人成了血人，经检查脉搏摸不着、精神淡漠、测不到血压。血管都瘪了，点滴扎不进去。静脉切开打了5000毫升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才测到血压。清理伤口中血块、草叶等杂物一大碗。我虽是神经内科大夫，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必须做手术。我和张大夫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多才完手术，结扎了静脉。病人血压上来了，后经治疗，40天后痊愈上班了。以上两件事在当地造成了轰动性影响，都赞扬中国大夫是神医。自此以后，病人就越来越多了。

第二次复测，测工王友与一头带小牛的野牛正面相遇。野牛直着冲过来，当地人说带小牛的野牛攻击力最强。不得己只好与野牛拼刺刀，野牛皮厚不管用，被野牛顶穿了锁骨上窝，造成血气胸，一呼气就往外冒血、冒气。我与张大夫立即手术、清疮、结扎了血管。用凡士林糊上，经缝合后用凡士林糊上不冒血、冒气了。怕有别的骨伤，去当地县医院拍片子，当地大夫认为手术很好。

还有一次，帐篷外呯呯的枪响，走出去一看是勘测队打一头攻击人的犀牛，当地规定野犀牛攻击人时可以射击，连打50多枪才把犀牛打死。

除正常医疗外，我们还要下去调查，到麻风病村与麻风病人交流。当地性病也很多，黄疸病也不少，还有埃及吸血虫病。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形形色色的当地病人。

我去坦赞铁路行医共去了4次，前三次是在坦桑尼亚。第四次在赞比亚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就比前几次好多了。每次是2年，加上回国休息从68年直到78年，这10年的经历使我对人生的价值认识有了重大的改变，也使我以后的医德发生较大的升华。作为一个大夫，必须博才多学，正视书本，更要正视实践，这就是四次援非医疗经历对我最大的启示。

如今，80岁的我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放眼世界，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的繁荣昌盛，我的眼里总是被抑制不住的泪水充盈，在心里默默祝福：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