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茂岳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制7年，2年预科，5年本科，学费昂贵可想而知。为了能减免学费，他参加基督教会的各种活动，逐渐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935年毕业，还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七七事变，他为了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辞去齐鲁医院的工作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1月13日，他跟随红十字会23医疗队来到延安。在延安，毛主席说：“改造世界观非常重要!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才能安心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才不致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为了提高中央医院医生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毛主席让大哲学家艾思奇当学习小组长，组织中央医院的同志们学习《大众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从改造世界观入手，父亲的信仰开始发生了改变。

1940年新年，毛主席给金茂岳大夫题词：努力救人事业 敬赠金大夫 毛泽东

题词后毛主席亲切地对父亲说，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我们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救人事业，总之，共产主义事业和医务工作都是救人的革命事业。1942年3月28日，金茂岳经陈云同志介绍，在中央组织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不公开的正式党员。金茂岳这样一个基督教徒，一个世袭的伊斯兰教徒，一个普通的医生，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里，他彻底改变信仰，成为永远跟党走的一名白衣战士。“努力救人事业”就是一个革命医务工作者为国、为民的初心、使命和职责担当。

我是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延安娃”，是延安的老百姓和共产党养育了我，所以我生来就肩负着共产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跟着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父母都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长大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我是一个医生的孩子，长大后我也成为了一名医生。无论是在艰苦的甘肃白银市、兰化职工医院，还是回到北京进入铁路总医院，我在临床都是勤勤恳恳地、认真负责任地为病人服务，千方百计地为病人寻找防病、治病的新途径，享受着与病人沟通、交流的幸福。

1981~1982年，我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进修学习回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1988年，带领我科的病人参加了糖适平新药的临床试验验，让我们科的糖尿病人在国内最早使用上糖适平治疗，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1989年，协和医院池芝盛教授决定引进丹麦先进的基因工程人胰岛素和笔型胰岛素注射器，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药物试验基地，池芝盛教授希望我在铁路总医院进行临床观察。我们干部科的病人都是铁道部的局级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对中国革命有过突出贡献的一代革命干部，人人都有一部革命史，是国宝级的人物，历来都没有人在他们身上做“试验”。我回来一说，没有想到我的病人们都表示：“能为中国的糖尿病人引进一个新药、好药，是我们再立新功的机会，就是再次贡献生命也在所不惜。” “老革命”的博大情怀感动了我，我和参加临床观察的病人之间，没有“告知书”，没有“责任契约”，科内的糖尿病人在自愿参加的情况下就加入了观察组。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糖尿病病人的胰岛素治疗都是使用笔型注射器注射基因工程人胰岛素，它完全替代了传统胰岛素的治疗，成为普及率最高的新型治疗方法。能让我国的糖尿病人享有与国外糖尿病人同样的治疗水平，我们深感欣慰，这也是我们铁路总医院在医药卫生工作战线上的一项巨大贡献。

1996年，我从铁路总医院退休，到诺和诺德公司担任医学顾问，可以利用公司的优越条件创建了“糖尿病教育中心”，为医生使用新型胰岛素提供服务，为更广大的糖尿病人提供糖尿病知识的教育、面对面的指导病人科学用药。为了让糖尿病人能正确掌握饮食治疗的方法，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我们与协和医院营养部杜寿芬教授一起设计制作了国内第一套仿真食品教具，形象地向病人展示“食品份”的概念，教授计算总热量的方法及分配、交换食品份，达到膳食平衡。并且出版了《糖尿病保健新概念》一书，普及糖尿病知识，给糖尿病人以全面的指导。

2006年，我开始关注延安中央医院。1946年底，我们随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我只有5岁，对延安没有太多的记忆。当我花了8年的时间，逐一寻找，访问了300多个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父辈，收集了上千张老照片，联系了2000多个“延安娃”，聆听亲历者讲述的发生在中央医院的那些往事，我才了解到，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封锁，延安的医疗器械奇缺，没有便盆、没有秒表，一个科室也就只有一两支体温表，没有高压消毒锅，没有消炎药，没有输液的设备，药品极度匮乏，办院遇到极大困难。中央办医院的决心已定，毛主席说：“要发扬没有钱也要办事的精神。”当时中央卫生处拟定医院叫“中央干部医院”，毛主席知道后说，叫“干部医院”，老百姓有病看不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要把群众治病问题考虑在内。中央正式命名医院为“中央医院”，毛主席题写“中央医院”几个大字，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成为中央医院的宗旨。

在没有输液设备，没有抗菌素的条件下实施手术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父亲对消毒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把手术中切割、止血、缝合、打结的基本功练好，手术要求伤口一期愈合。父亲的手术做的极为精致，做阑尾手术，小切口仅能伸进两个指头摸到阑尾，用止血钳把盲肠钩出来，切除阑尾后放入腹腔，做剖腹产的切口也很小，病人短期内就能愈合。据统计，妇产科先后接生了3814个婴儿，有400多例难产，经常使用产钳助产，那个自制的木头产床都能跟着产妇向前移动。1942年3月28日的《新中华报》报道了《生理上的变态——中央医院一男病人开刀割出子宫》。如果没有新闻报道，没有电影团留下来的一组剖腹产的手术照片，许多在延安的人都不相信在土窑洞里能开展剖腹产手术。现在看来，这都是医学奇迹。

金茂岳(右1)做剖腹产 1943电影团吴本利摄

经过数年努力，医护人员提出“预防在先”、“中西医合作”、“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这样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的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终于把中央医院建成一座科学化、正规化的最高医疗机构，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医院，在我党、我军卫生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一名医生，我在七十岁时动笔撰写了《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目的就是不能让这笔宝贵的社会财富随着窑洞的坍塌和老人们的逝去而销声匿迹，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

2016年3月，北京延安儿女故事团成立，隶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按照习近平同志讲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故事的要求，每位团员把自己父辈亲历革命的真实经历，以讲故事的方式，到团中央井冈山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延安干部培训学院以及一些学校、单位授课。习近平曾经用“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来评价卫生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延安中央医院就蕴育了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他们践行了医护人员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和大爱，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楷模。延安中央医院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医学史，讲好中央医院的故事是党史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就是“延安精神”最直接的体现，讲好中央医院的故事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今年我年满80周岁，回想我从延安东渡黄河，走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再到河北省西柏坡朱豪村，跟着党中央走进北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一路走来，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每个人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跟着队伍走，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终于走到了胜利的这一天!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跟党走，走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幸福明天!

【人物简介】金星 女 1941年9月21日出生，中共党员，干部医疗科退休医生。曾多次获铁路医院颁发的优秀论文奖，《合成人胰岛素的临床应用》获铁道部颁发的局级科研先进成果奖。退休后，撰写延安中央医院的历史。

【青年感悟】齐墨词，女，1993年7月2日生，检验科技师。

读了金星老师的文章，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平静，金老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永远跟党走”，是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学习的榜样。金老的父亲，年轻时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作为一名海外留学的医学博士，本可以拥有富裕安宁的生活，但当国家有难时，却毅然挺身而出，倾尽自己毕生所学，在条件艰苦的延安治病救人，为中国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最终成为了一名永远跟党走的白衣战士，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受父亲的影响，金老很早便树立了治病救人的人生理想，并在漫漫人生征程上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无论何时，金老都能够做到时刻勤勤恳恳地、认真负责地为病人服务，并且享受与病人相处沟通的过程。在临床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金老仍不忘开拓创新，在金老的努力下，科室的糖尿病患者能够及时用上最新的药物，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即便在退休之后，她仍不遗余力为健康事业奔走奉献。八十年的人生征程，金老坚持的信念就是“永远跟党走”，从年少到年老，见证了国家从战乱走向复兴，见证了党的伟大力量。作为青年一代，我们已经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像金老及其父辈这样千千万万无私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付出为我们铺设了通往幸福的道路，是党的坚强领导，带领着我们的国家走向强盛，我们就当传承“永远跟党走”的红色基因，为国家的未来奉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