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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急诊工作23年了，救治过无数病人，再见到有些病人时还会回忆起一些片段，但是有一位病人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而且每次想起时都会有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其中。
事情发生在2004年7月的一天，当时一位200斤重的患者院外发生猝死送来急诊，我和其他几位大夫马上进入紧急抢救状态，心外按压、气管插管、人工呼吸、开放静脉、肾上腺素静脉推注等口令娴熟地从我嘴中发出，一边指挥着抢救，一边向家属询问病情、病史，希望能从中找出一点线索，但无助的家属一边哭泣，一边断续地说着患者的发病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同事们已是挥汗如雨，但患者一点恢复自主心跳的迹象都没有，此时心外按压已半个小时了，心电监护仍是直线，我继续尽最大努力坚持着。面对超重的患者，每按压一次都会比正常人付出更多的体力，又是七月流火的夏天，同事们已明显出现了体力不支，这时瘦弱的护士又顶上去，让大夫稍微有喘息的机会。按压40分钟时，患者出现了室颤，“电击除颤”，除颤后患者出现了短阵室速，接着又是直线。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继续心外按压、除颤、给胺碘酮等药物……。
经过3个小时的按压及其他治疗，奇迹出现了，患者的自主心跳回复了，但仍然有各种室性及房性心律失常，患者的呼吸及意识状态未恢复，血压也不稳定，但不管怎麽样，患者有了生还的迹象。这时，参加按压的大夫全都瘫坐在椅子上，白大衣已湿透，身上大汗淋漓，喘着粗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患者的心跳恢复了，但呼吸意识未恢复，仍然不算是复苏成功。接下来的复苏后治疗才是对医生水平的真正考验。患者出现了复苏后常见的高热、肾衰无尿、水肿、各种心律失常、低血压，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等综合征，每一种症状处理不好，都会导致患者在此出现心跳骤停。针对每一种情况，我们都给予了仔细评估和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后，深度昏迷的患者开始对外界强刺激有了微弱的反应，并出现了1-2次/分钟的微弱自主呼吸。经过两周治疗后，患者开始出现了躁动，呼吸次数逐渐增强，但肺部感染加重，患者高热达到42℃，并出现了严重的人机对抗和呼吸衰竭。
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病危，正在医院抢救，医生已下了两次病危通知，让我赶紧回家，我从母亲带哭腔的声音里意识到了严重，因为她从来都不这样说话。我赶紧让爱人买机票，利用这段时间抓紧看了一下这个病人和新收的病人，分管大夫交代病人病情变化随时联系我，就急急忙忙赶往机场，路上一边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一边和主治大夫讨论治疗方案。下了飞机直奔医院，父亲呼吸困难已不能说话，家人都围在身边焦灼万分。检查结果父亲因肺气肿感染合并了急性呼吸衰竭，经过抢救治疗后收入ICU进行呼吸机治疗，我在外面守了一夜，清晨还没看到父亲怎样，即接到了这边医院分管大夫的电话，病人病情出现变化，我就电话和分管医生讨论病情，告知处理意见。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父亲病情没再恶化。可我接到这边医院的电话却越来越勤，我知道病房刚建立，我是病房主任又兼主治医，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我定的，每天都要调整，年轻大夫对呼吸机的使用不熟悉，面对如此危重、复杂的病人，他们是应付不了的，而此时病人的治疗也到了关键时刻。多年来父母身体还好，现在父亲病危，学医的我成了家里人的支柱，却在这时要离开。我面对着两个危重病人，必须要做出决定。好在母亲理解我，和父亲说了我要回去的决定。去病房和父亲告别时，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还回去啊？”眼里充满了我留下来的期盼，我知道这时我不仅是他的女儿，更是一名他信赖的医生。我和父亲说了这个病人的事，父亲听完了说：“你还是回去吧，我这里还有其他人呢。”我不敢再呆下去，怕我改变主意，就这样眼圈里含着泪水上了回京的飞机。
回来后我就查看了病人，原来患者咬破了气管插管，导致呼吸机不能正常工作，因为破口隐蔽，完全靠经验和对呼吸机的了解判断。后经过治疗，近20天时患者清醒了，虽然仍有气管插管，患者不能说话，但他示意家属将他扶起，双手合在一起作揖向我们表示感谢。近一个月，患者恢复自主呼吸，撤机。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治疗，患者康复步行出院。虽然心外按压近3小时，患者没有心外按压时的肋骨骨折等并发症，心肺复苏成功率在我国不到1%，这种高难度的病例痊愈出院更是罕见。
庆幸的是，我的父亲也在大夫的悉心治疗下，住院3周后出院。虽然这件事已过去了很久，但每当想起时仍不能平静，结果是皆大欢喜，可万一父亲病情出现变化，后果都不敢想。
作为一名医生，我经常面临选择，为了谁，为了什么便是我抉择的依据。多年来，家人理解我、支持我，而我的事业和我的坚持都离不开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