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交流

交流真是太重要了！不仅是语言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交流，工作上的交流，行为上的交流。

因为特多四队中没有中国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正常的一台择期手术下来，麻醉医生和护士要更换1-2次，如果2台手术则要4-5次，而且每次换上来的护士几乎都是第一次配合神经外科手术，很多事情需要耐心的交流，如何准备手术器械，如何辨识手术器械，怎么传递器械，脑棉的大小、长短，双极的擦拭等等。说到无菌操作，我和关峰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就是“监视”洗手护士的无菌操作，让你无法忍受的是套好显微镜套后，护士下意识的整理一下显微镜套，摸完污染区，又触碰无菌区，最初的一台手术下来真叫费心费力！有好的交流，耐心的沟通，统一认识是每次手术的必修课。

脊柱手术对手术床和患者体位要求较高。颈椎、腰椎和胸椎手术需要不同的手术床，但圣费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巡回护士对这些了解重视不够，经常反复与他（她）们沟通、交流。为确保手术能顺利完成，每次一进手术室，宋红星第一时间会首先查看手术床是否合适，结果还是经常发现手术床不合适，无法完成手术。赶快与护士沟通，一起调换手术床头和床尾方向、重新拆装组合手术床，或者迅速从其它手术室调换手术床。由于体位垫和习惯的不同，手术体位的摆放也不同，需要根据现有的体位垫与护士沟通、协商。C型臂是脊柱手术常用设备之一，术中透视影像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手术的质量，与放射科技师沟通也是术中必过的一关。为了得到好的图像，术中透视时经常出现的一幕是手术室内只留下宋红星和放射科技师在沟通C型臂的位置、方向，反复透视，其他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躲到旁边的房间，直到图像满意才返回手术间。骨科手术专用器械较多，值得赞赏的是，洗手护士每次刷手整理完手术器械后都会主动把宋红星叫到跟前，一起查看要用的器械是否合适，有无遗漏。

友好合作

大家都知道每一批中国医疗队总计10名队员，每个人6个月所能做的工作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友好合作，和特多医生密切协作，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和发挥每一个医疗队员的作用。

说神经外科的医疗团队是国际化团队一点不夸张，Dr. Adole来自肯尼亚，Dr. Armour 来自多米尼克， Dr. Nunez来自古巴，加上当地医生和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总计由5个国家的医生组成，所以友好合作，相互尊敬，密切交往，达成共识，形成核心，充分发挥每一个人作用，实现互补，才能更好服务病人。

有一后颅窝囊肿病人，症状非常明显，头痛，走路不稳，头昏眼花。有的医生建议观察，有的医生建议分流。经过讨论，中国医疗队建议内镜手术，我们在病人的左侧小脑做了一个拇指大小骨窗，将内镜置入，切除大部囊肿壁，同时重建脑脊液循环，术后病人症状改善明显。古巴医生说自己十几年前做过内镜手术，对中国医疗队的内镜技术大加赞赏，一是希望中国医疗队把内镜留下，二是希望参加6月中国医疗队举办的workshop。

帮助提高

当地一位年资相对比较高的医生Dr. Boodram常常和我说的一句话，“中国政府还会派医疗队来吗？”，当我告诉他我们是最后一批医疗队时，他显得很颓丧，说道：“你们走后特多就没人能夹动脉瘤，没人会经鼻用内镜做垂体腺瘤”听了他的话，我也感觉十分酸楚，我们回国后谁会帮他们做这些手术，等待手术的病人还有几十个！

再一次和特多卫生部国际合作司长David Constant会谈时，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如果最初特多政府能组建一支相对成熟的当地神经外科队伍，与中国政府派来的医疗队对接，经过两年，四批医疗队的帮助，会比今天我们帮助培养的队伍成长的更快，开展的工作也会远远比现在更多。

尽管如此，我和关峰还是尽可能倾力帮助他们提高手术的理念、手术的方法、手术的技巧，甚至亲自示范如何消毒，如何铺单，如何使用电钻和铣刀，并将更多的手术机会让给他们做，我们在旁边协助和指导。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医疗队回国后，能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为当地人服务。

在我中国医疗队到达特多之前，特多西南地区70万民众只能在私立医院进行冠脉介入手术。为此，特多西南卫生局启动了由四批中国医疗队支持的在公立医院提供此项技术的专项。在前三批医疗队工作的基础上，第四批医疗队规范和完善了圣费总院的导管室工作流程，填补了西南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为下一步，在整个特立尼达的西南部地区开展此类工作确立了典范。

由于圣费总院没有导管室，手术要在40公里之外的mount hop的Eric Williams Medical Sciences完成。由于两地只有一条高速相连，彭建军教授每天上下班高峰的通勤时间要3个多小时。

前三批医疗队共完成了100例冠脉介入操作。由于前三批医疗队打下来良好的工作基础，第四批医疗队截至6月7日已完成60例手术，无一例死亡，无一例并发症。彭建军被公认是与当地导管室护士合作过的医生中技术最精湛的。为当地培养了两名冠脉介入人才，目前均已可以独立完成冠脉造影检查，其中Dr. Furlonge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支架植入手术。尽管Dr. Furlonge即将于今年7月前往中国北京朝阳医院进修，好学的他仍然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前往我院学习。相信经过在中国的一年学习，他回国后应该可以独立开展冠脉介入治疗工作。目前，该国仅有不足10名冠脉介入人才，而对于这个人口基数100多万的国家来说，至少应该有几十位冠脉介入医生。

宋红星向神经外科团队较系统展示了脊柱外科常见病手术技术，如颈椎前路减压内固定手术、颈椎后路椎管成形术、胸椎后路减压内固定手术、腰间盘髓核切除术、腰椎管探查减压术、腰椎后路减压内固定手术等，其中脊柱微创手术占36.4%，颈椎手术占36.4%，脊柱内固定手术占63.6%。手术效果优良，无1例二次手术病例，受到同事及患者好评。虽然圣费尔南多总医院脊柱手术是神经外科团队完成的，但这些医生做脊柱手术是不使用显微镜。为此，指导科室医生利用神经外科的优势，开展显微脊柱手术，如显微镜下颈椎前路减压术、腰椎后路减压术。当地颈椎病患者较多，但目前的当地神经外科团队尚未开展颈椎后路椎管成形术，因此将此术式作为重点手术示教，帮助他们开展此手术。有效地提高了神经外科团队resident和house office脊柱手术技术，受到同行的赞誉。门诊时间，在神经外科四个诊室巡回，诊治门诊患者300例以上，帮助解决脊柱外科门诊的疑难问题，并帮助筛选、确定手术病例。

携手共赢

中国医疗队的到来，一方面体现了特多政府在实实在在的为特多人民办实事，关心人民的健康，希望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提高和改善相关学科的诊疗水平，帮助培训更多的特多医生，更好的为特多人民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医疗队的真诚努力，热情服务，无私奉献，也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特多政府和特多人民的友好情谊。

6个月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中国医疗队和特多同行却结下了真诚的友好情谊，由陌生人变成同事，由同事成为朋友。特多医生纷纷提出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学习，希望中国医疗队能帮助联系。我们也积极与国内的医院和有关部门联系，争取帮他们实现目标。圣费总院神经外科医生Dr. Neermala Dassrath 即将去中国开始为期四年的学习，这也翻开了中国和特多医疗合作的新的一页。

病理科的工作与其它科室大为不同，不直接面对患者，而是通过临床医生获得患者的信息及标本，再将诊断结果反馈临床医生以助诊治。病理医生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地点，面对的是全院的医护同事，也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这个科室、医院和国家。这个国家奇缺病理医生，在全国第二大的圣费总院只有2位具有签发报告资格的病理医生。2015年的病理报告尚有1/3没有签发。在我们医疗队病理周全副教授的帮助下，终于在医疗队回国前签发了所有“存货”。在诊断过程中，对低年资住院医师悉心指导，与高年资大夫讨论疑难病例，为临床大夫答疑解惑，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未完待续）